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曾经准备发行特区货币。

    为什么要考虑发行特区货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创办经济特区的时候，外商（包括外国商人、华侨以及港澳台同胞，下同）到中国来投资，反映最普遍、最强烈的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认为中国对引进外资的法律不健全。当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这方面的法律几乎是没有。过去我们指导工作主要是靠红头文件，如“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刊头都用红色，所以人们称之为红头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外商通常是看不到的，而且一般来说也不具备法律效力，后来——1979年、1980年中国相继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等才初步有了法律依据。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人民代表大会相继制定了有关的法律、法令、法规，这个问题才逐步得以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不能自由浮动，资金也不能自由进出，这就给外商投资、经营带来了很多不便，心中也产生很多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投资环境，不但比不上亚洲“四小龙”，甚至也比不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如泰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中央曾设想在深圳经济特区发行特区货币。

    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1980年就有人提出来，1984年议论得最热烈，1985年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86年以后就议论得很少了。

    这个问题是由深圳市和广东省先提出来的。当时曾提出深圳要创办“出口特区”，又由于港币事实上在深圳市场上大量流通，给深圳市的金融管理造成困难，1981年5月，广东省在给中央的《关于我省试办特区的情况报告》中提出：“从长远着想，发行使用专用的特区货币，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1981年和1982年国内经济界、金融界、理论界对发行特区货币问题广为关注，在有关的研讨会和有关的刊物上，成为议论的热点。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赞成的认为：世界上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地区和国家，除提供优惠条件、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完善立法，在金融货币政策上大体是：货币自由兑换，汇率自由浮动，资金自由出入，允许外资银行大量进入。

    不赞成的认为：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在经济特区不发行特区货币，并不会成为大量引进外资的障碍，因为外商最关心的是获得减免关税等优惠条件。发行特区货币还会承担很多风险。

    1984年2月，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特区，在深圳市委向他汇报工作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发行特区货币问题。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于2月24日上午，找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他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随后他谈到了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特区要搞特区货币，因为人民币不能浮动。搞特区货币外币就可以自由兑换，这样才能调动外商、华侨来投资的积极性。深圳不搞自己的货币经济发展不起来。”国务院领导插话说，我的想法是“深圳要搞活，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行，现在深圳不发行货币，实际上以港币计算。”“发行特区货币一要有中国银行担保，二要受中国银行监督。有这两条就没有危险”。“我担心的是对人民币的冲击，究竟有多大，是深圳、珠海搞一种货币，厦门、汕头搞一种货币；还是几个特区发行一种货币，可以研究，失败了也不要紧”。

    根据中央发行货币的意图，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做准备工作。

    当时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特区货币研究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任组长。此后，国务院多次派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组成小组，到深圳、香港、澳门、珠海调查研究有关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

    1985年，发行特区货币的准备工作全面开展，有关问题研究逐步深入，货币小组已经草拟好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发行特区货币决定的意见》。并通知深圳做好全面的法规、政策、人事和技术的准备。

    特区货币的票样也已经印制出来。纸币面额分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五种，硬币面额分1分、2分、5分、1角、5角、1元六种。纸币图景印黄帝（轩辕氏）像、硬币图景印飞禽图，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时间准备在1985年。

    1984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深圳检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曾说起设计特区货币的图景的趣事：中国人民币的版面上，还没有用政治领袖做图案的先例。多是用工农兵群像、民族大团结的群像，或者是用中国的重大建设项目和风景名胜做图景。他说：“特区货币的票样用什么图景呢，当时提出用炎黄二帝的头像做图景，后来派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查历史资料，找出来炎帝的头像，头发长长的、还有两个角，像野人似的，后来就选用了黄帝的头像。因为黄帝是全世界华人公认的始祖，用他的头像有利于团结广大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有利于对外经济的开展。”

    对发行特区货币利与弊的议论

    当时在深圳市没有专门开会讨论过发行特区货币问题，但是所有讨论特区工作的会议，都会涉及这个问题。

    1984年，总书记胡耀邦到深圳来检查工作，在市委的汇报会议上，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对发行特区货币有什么风险这方面讨论得多一点。

    就我的记忆所及，那段时间对发行特区货币有各种议论：

    对于在中国的一部分，深圳这么大的地方发行货币，行不行得通。很多人认为行得通，香港有些报纸（如《明报》）也认为行得通。

    很多人举例说，比如新加坡、香港这两个地方，面积大于深圳经济特区而小于深圳市。他们一直有自己独立的货币，经济发展得相当成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考虑到这两个地方一个是独立国家，另一个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他们都属于市场经济体系，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基础，和深圳市现有的经济条件是不同的。

    也有的人说，战争年代有些解放区就曾经发行过自己的货币。如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就曾发行过边币；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有东北流通券、华北有华北的货币、中原解放区有中原的货币。但同时大家也看到，当时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经济，生产、流通、交换都比较简单，不但不用跟国际市场接轨，也不需要和国内其他市场接轨。因此认为当时和现在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

    现实条件不同也好，历史条件不同也好，最后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深圳能不能发行特区货币，关键是能不能把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能不能做到外汇收支平衡有余、能不能和国际市场接轨、能不能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对发行特区货币可能带来的风险议论比较多的有三条。

    一是认为“多币多弊”，当时深圳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人民币、外汇兑换券、港币。发行特区货币后，如果不能代替以上三种货币，一个地方就有四种货币同时流通，必然会造成金融秩序紊乱、增加金融管理的困难。另外还担心特区货币会对人民币造成冲击，因此对全国金融管理方面的影响不能不认真考虑。

    二是要准备金，就是要为发行特区货币提供外汇储备或者是黄金储备。深圳当时曾设想，发行相当于1.5亿美元等值的特区货币。按照当时深圳经济特区的实力，是拿不出这笔准备金的，因此要求中央3年内给予相应的外汇额度，3年后外汇自求平衡。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发行特区货币外汇平衡是个基础，但特区货币究竟要发行多少，3年内每年给多少外汇才够，都要搞得非常清楚。如果中央给予外汇额度后，经济特区的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外汇能够平衡还可以，如果靠中央不断地补充外汇，就会变成一个无底洞。

    三是金融风险问题。开始有人提出来特区货币实行联系汇率制，准备和港币、英镑、美元、日元四种货币挂钩，加权平均制定出汇率。但以上四种货币任何一种货币出现波动，都会牵累特区货币。后来国务院货币小组提出来，特区货币实行独立的汇价制度，采用一揽子浮动汇率，以人民币汇价作为依据，不同任何一种国际货币挂钩，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但是如果国际金融炒家有意来炒作特区货币，也会影响到深圳特区的经济稳定。

    在发行特区货币的议论中，最后又归结到：发行特区货币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深圳市的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能否发展起来，外汇能否平衡,总体经济实力能否不断增长。

    “过关”和“爬坡”

    为发行特区货币做准备，深圳市成立了一个金融改革工作小组，由于市长分工的关系，由我做组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罗显荣和市政府财贸处处长肖少联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

    由于发行特区货币的决策权在中央，发行权在中国人民银行，因此深圳要做的事，主要就是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发行特区货币创造条件和打下基础。

    按照当时的安排，发行特区货币要和“放开一线、管好二线”同步进行。面对这个形势，根据中央的要求，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在1985年全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过好两个关和爬好一个坡。具体来说是“特区要过好金融改革和二线管理两个关，爬上由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这个坡，使特区工作更上一层楼。”他所说的金融改革，指的就是发行特区货币，他所说的加强二线（深圳和内地）管理，就是说要准备放开一线，实行“自由港”政策。

    为了贯彻这个任务，我在1985年4月24日召开的全市工业工作会议上做了具体部署，提出“狠抓提高、奋力爬坡，使特区工业更上一层楼。”

    我分析了当时的工业经济形势，经过1984年一年的奋斗，深圳工业在发展速度、洽谈引进、企业投产、产品开发、经济效益等五个方面都开创了新局面。1984年，深圳工业企业打入国际市场的产品已经大量增加。

    我们提出在特区实行金融改革和“二线管理”之后，如果深圳的外汇长期不能平衡，有些企业就会玩不转。因此，要以外汇平衡为起码要求，促使特区工业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

    但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我们不仅要求外汇平衡，还必须把保持发展速度、引进先进技术和外汇平衡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只顾高速发展，不管外汇平衡，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只顾引进先进技术，不管外汇平衡也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只管外汇平衡，不管发展速度，不问技术先进程度，只要多搞来料加工，多办事实上是来料加工性质的外商独资企业就可以办到。但三者不能有机结合，同样达不到办特区的目的，发挥不了特区应起的作用。问题的艰巨性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形象化地叫做爬坡。

    中央和省要求经过3年的努力，即从1986年到1988年特区要爬完这个坡，实现这个转变。

    从特区当时的工业基础和中央、省给我们的政策和支持来看，经过3年的努力，特区工业是完全可以完成这个转变的。

    当时我们为测算外向型工业发展的程度，制定了一个指标，就是看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当中，打入国际市场的工业产品的产值所占的比例。

    当然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经济导向，是个总体经济形态，不仅看工业，还要看金融、物流、商贸，但是工业毕竟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还掌握一个高新技术水平的指标，就是在工业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品占的百分比。因此我们用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观察速度；用以上两个指标观察工业结构的质量和经济走向。

    深圳市限额以上的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1980年为8444万元，出口产品产值不到2%，从1985年提出“爬坡”，当年出口产值达到30%以上，到1986年就超过了50%，此后几年虽有波动，但大体上都占50%左右，直到2000年才突破60%。从数字看增长幅度似乎不大，但是由于工业总产值高速增长，基数不断加大，增长的绝对数是相当可观的。应该说从1986年开始，深圳的工业已经逐步形成了外向型的格局。

    由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强劲地增长，我国银行在金融、货币政策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后来实行了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自由兑换，使外资企业的资金出入没有那么困难，因此关于发行特区货币的议论越来越少了。

    1986年春天，谷牧在北京就经济特区问题答中外记者问时谈到，深圳流通三种货币，原来准备发行一种特区货币来解决问题，但这个问题太复杂，即使解决了深圳问题，也不等于解决其他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再推迟一段时间来解决。

    深圳始终没有接到不发行特区货币的正式通知，但特区货币这个词不知不觉中，淡出了所有人的记忆。

    不是不可能，而是没必要

    2005年深圳经济特区创办25周年的时候，《南方都市报》派记者采访我，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谈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他们根据对我和其他同志的采访，写了一篇《几乎发行的特区货币》的报道，刊登在2005年8月25日的《南方都市报》上。该报认为“实际上，特区货币的构想也与特区的定位相随相生。”

    我认为特区的定位问题，其实也就是特区采取什么模式的问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曾经考虑过采用“自由港”模式。

    所谓“自由港”（特别关税区），也就是通常说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一线”是指深圳和香港的分界线；“放开”是指海关放开深圳和香港之间出入口货物关税的政策。当时设想，除烟酒、高级化妆品、少数机电产品，按特区海关规定纳税外，其它商品一律免税自由出入。随着放开一线，人员出入会更方便，资金出入也会更方便。“二线”，是指特区和非特区的分界线，通常叫做特区管理线。“管好”指的是，通过二线海关的商品，一律按照全国海关统一规定的关税纳税。

    后来，经济特区没有实行“自由港”模式，中央赋予经济特区更加明确、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即经济特区要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场。就是要求经济特区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示范作用。

    当时中央领导人在谈到特区要引进外资、发展经济时，也同时提出特区要起四个窗口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经济特区要起到“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显然办特区并不是只为了解决一个省、一个市的经济发展问题。国务院领导说过：经济特区的外汇和财政收入即使再增加几倍，对全国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经济特区要起一个枢纽和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即通过特区把国际上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向内地辐射；把内地的商品向国外辐射。

    现在我们回顾：

    经济特区不采用“自由港”的模式，而是采取给予特殊的经济政策，允许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在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也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做试验场，以起到示范作用。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是正确的。

    不采用发行特区货币的办法，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金融改革，逐步和国际惯例接轨，解决当年在货币方面所碰到的问题。经过实践的检验，这也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经济特区模式的探讨也好，特区货币问题的探讨也好，都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过程中曾经提出来和认真研究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在经济特区20多年来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借鉴与创新的交替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对经济特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在探索的路上不断地弄清楚这些问题，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稳妥、快速地向前迈进。深圳经济特区后来没有采用“自由港”的模式，以及最终没有发行特区货币，都不是因为办不到，而是因为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找到了更好的发展路子。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成功，全国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