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可以说是中国4个经济特区中的“佼佼者”。它充分地利用了在地理位置上与香港十分接近的有利条件，因此在大量吸引外资以及先进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深圳经济特区自1981年创办至今己4年了。在这4年中，尽管有人说它是“旧租界的复活”，更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复活”，但它却依然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地向自己的目标挺进。为了进一步了解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中心的整个中国经济特区的全貌，以及中国目前实行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到底能推行多久等问题，5月8日，我特地到了深圳，访问了中共深圳市委秘书长邹尔康先生。邹先生非常坦率地回答了我所提出的各类问题。下面便是我们的谈话记录。

    邹：户张先生对我们特区的一般情况了解多少？

    户张：我的时间不多，所以一般的情况打算迟一步再详细了解。我已准备好了几个日本人很关心的问题，希望邹先生能给予解答。

    邹：可以，可以。你提我答这样最好。

    “特区”概念何时形成

    户张：首先想问的是，深圳特区对一般做买卖的人来说应该相当熟悉，可对日本一般市民来说则相当陌生，你能不能告诉我，贵国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特区”这一想法的？

    邹：1980年我们开始办特区，在这以前我们就已开始酝酿了。我们国家在1979年以后就开始把整个工作重点放到了现代化的建设上面。搞现代化建设就不能关起门来。现代化就要与国际许多地方进行技术交流和合作，互通有无，平等互利。但是我们国家比较大，有10亿人口，面积960多万平方公里。地区情况也不一样，有沿海地区，有内陆地区，有南方地带，有北方地带。比较之下，首先选择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这两个省地处沿海，在历史上对外交往都比较早也比较多，这两省的华侨也特别多。然而这两个省的面积仍很大，于是我们决定在这两省中再划出一定地区做为经济特区，特区就要求在对外开放方面，政策要更优惠一些，措施更加灵活一些。

    那么经济特区的名词是如何来的呢？这是参考了外国并结合我国情况的结果。我们没到这里之前，已有了一部分人先到这里进行筹建工作了，他们考查了一些外国的资料，一些外国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边境贸易区等各种形式，特别是美国方面就有七八十个这种区。我们研究之后发现，这些区都是经济方面的，与我们国内的政策不太一样，比如税收方面、海关方面的政策都不太一样。所以研究之后，把过去定为“出口加工区”这名词改为“经济特区”。因为“出口加工区”局限性太大，只能出口与加工，而我们还需要引进大量的外资。所以“经济特区”就比“出口加工区”灵活多了。目前的经济特区，除了引进以工业为重点的外国先进设备外，也兼营商业、农业、旅游等方面，所以我们这个“经济特区”实质上是个综合性的特区。办经济特区的目的是为全国四个现代化提供参考，促进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发展。

    户张：最近日本大学的一位教授访问了深圳，当他访问途中路过香港时，我有机会拜见了他。这位先生对我说，“特区”这个名词在中国50年代已有人提出过了，所以我想向你再证实一下。

    邹：情况是这样的。作为“经济特区”的想法，正式的提出是在国家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之后。明确一点是在80年代初正式提出的，在我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根据地，以及自治区，但形式与经济特区不一样。我们有一些学者也曾讲过，在我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特区，像延安等地。但这种概念和我们现在特区的概念完全不同。

    特区为“九七”而设吗？

    户张：现在中国共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特区是吗？

    选择这几个地方做特区，是否有特别的政治背景呢？例如深圳，使人想到香港的“九七”问题。福建，令人想到台湾问题。

    邹：我们选择这几个地方，在当时来说，主要是从其地理条件来考虑的。特区要面向外国，首先要交通方便。深圳是与香港连接的，从罗湖、文锦渡都可以进来，很方便。另外考虑到香港在最近20年来发展很快，在东南亚已成了世界上发展比较快的地区，这就便于我们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深圳对“九七”有没有影响，这是香港人首先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深圳特区办得好不好，对1997年后的香港繁荣有关系，我们也感觉到深圳特区如果办得好，对稳定香港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我们并不把特区当成解决香港问题的手段。就算深圳不办特区，香港问题也同样要解决。我们的特区是面向全世界，并不光是面向香港。目前特区要引进更大的先进项目，那是要依靠日本、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据我们了解，香港那里虽也有一定的先进技术，但如搞一些大的先进项目，可能还不太具备这样的条件。

    户张：这么说，你们在准备搞特区的时候，并没有考虑1997的问题了？

    邹：按我理解，在我们筹建经济特区初期是没有考虑到1997问题的。可后来的实践证明，特区对“九七”有影响。香港总督麦理浩先生和尤德先生，先后都来过深圳视察，因此人们对这个问题就想得更多了。但总的来说，特区并不是针对香港的。

    户张：但外国人总是将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想。

    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深圳和香港在历史上是一个地区。在100多年前，港、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县，叫做新安县。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已照顾很多年了，到1997年新界期满，中国收回是理所当然的事。

    如何对待外国投资

    户张：深圳特区可以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特区吗？对外国人怎样解释比较合理？

    邹：这个问题很简单。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而经济特区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理所当然也受共产党的领导。但这个地区比较特殊，特殊点在于境外投资者受我们中国的法律和政策的保护。我们的政策和法律是根据我们党的方针路线制定出来的。在这个法律政策下，外国投资者可以自己办企业，也可以和中国有关方面合作。境外投资者来办企业完全受中国法律的保护，法律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这就是经济特区的特点。

    贵国有一家独资公司“三洋”电子企业公司，最近在蛇口建了个电子厂。前天晚上我和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先生一起去参观，他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特区。但三洋总经理池田先生认为工作很顺利。劳资双方都按我们的法律，工人也按照我们的法律。目前这家公司已从几百人扩大到1500人。经营管理很好。这个厂的所有权是三洋的。如果有人要进去，包括日本人要进去，事先都必须经过他们同意，否则不能随便进去。这就是我们的经济特区，一切外资都受中国法律的保护，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不矛盾的。有些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资金，技资后会否受到保护。

    佐佐木委员长还提出，三洋是日本独资的新办的电子厂，厂房是自己买下来的，设备是日本运来的。这个厂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全归日方。他说土地是中国的，双方在土地问题上签约25年。25年内他有使用权，但25年期限到了怎么办？土地中国要收回了，那么土地上的厂房连其设备是不是也要一齐收回啊？我们告诉他25年不是终限期，到时看情况可以再续约。这是法律规定的，如果25年后，他们不愿再延长租期，按照我们的法律，他们有权把厂房、设备转让或拍卖，有权搬迁。总之他们的财产全部受到法律的保护，决不会25年后，将他们的东西全部没收。开始他们有点怀疑，怕不保险。因为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香港资本、外国资本进来以后是否保险，他们仍有疑问。这几年投资者越来越多，已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80%以上开始获利。赚取的利润你可以自由汇走，也可以继续投资。继续投资的那一部分又可享受免税的优惠，现在我们对外，不论是在香港或是外国，信誉是越来越好，因为我们遵守法律，也遵守合同。守合同，重信用。大家都按特区的法律来办事。

    特区经济属何性质

    户张：按照以往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来看待“经济特区”，那是令人很难理解的。例如租让，社会主义不应存在这样的现象。我曾问过新华社的一位先生，请他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现象。他说他也解释不出来。你能不能解释一下，目前中国特区的经济算什么性质的经济呢？

    邹：我们也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目前的特区存在着多种不同类型的所有制经济成份：全民所有制企业，还会继续扩大；集体所有制的，也会有一定的发展；还有小部分的个体经济。内地和我们这儿都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又多了外资与我方合办的企业，以及外资独立投资的独资企业。这两种成份的比重，随着外资的引进，会越来越大，可能会达到整个特区总产值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内地做不到的。虽然内地也引进外资，但外资在内地整个总产值中只占微乎其微的位置。而特区就不同，我们以引进外资为主，引进后就采用两种形式：一是独资，二是合资。独资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例如三洋。合资企业一半代表我们国家，另一半代表投资者。这叫做合营。从所有制来讲，代表国家的那一部分，当然是代表社会主义的；代表投资者方面的则是资本主义的。也即两种所有制合营。

    在我们国家，无论是独资企业或是合资企业，他们要依照的政策和法律同资本主义国家也许有所区别。尽管中国的法律是保护独资和合资企业的，但中国的政府是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这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一样。所以，独资和合资这两种企业，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讲，应该看成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不排除独资企业按照它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这些理论上的问题，我们仍在研究。但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使独资和合资企业的生产进一步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来我们这儿投资。至于定义上面的争论，我们认为这是次要的。实质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保护外资的利益，也希望外资能遵守我们特区的法律。

    特区与14市有别

    户张：那么特区与最近宣布开放的10多个城市有区别吗？区别在哪里？

    邹：14个城市与特区的共同点是要进一步开放。不同点是特区的一些政策比最近开放的城市条件要更优惠一点。他们的开放程度还不能达到目前特区的程度。特区的某些政策他们无法用。从香港和外国来的人通过深圳口岸，手续较简化。商品税收方面，除了烟酒等几种东西外，在几个规定的范围内都免税。这个措施在14个市是做不到的。

    户张：开放的城市越多，外国的投资越分散，对你们非常注重引进外国投资的特区来说，大概有影响吧？

    邹：开放了14个城市后，外资投资的地方就更多了，更广阔了，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对我们特区来说，集中投资当然对我们比较有利。现在分散之后，投资者有所选择，看起来对我们特区有影响，但实际上我们是面向全世界的，虽然中国又开放了十几个城市，但总的看来还是很少的。外国资本到这里来投资的比起准备投资世界的企业来说还是很少很少。所以我们不担心因为开放而影响我们特区的发展，因为我们对目前世界许多资金找出路、技术找出路的情况还不算太了解。许多国家都到特区来要求我们接受他们的贷款，并要求我们发债券。资金和技术输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需求量很大，如我们只限于几个经济特区，不足以把国外的资金吸引进来，所以增加一些地方，可以把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的范围扩大一点。我们特区不会受多大的影响。而且由于我们开放的地方多了，我们之间也有了一个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机会，这样对改进投资环境，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更加有力。由此看来，也许会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是我们的预计。

    特区完成实验阶段

    户张：我们在香港时曾讨论过特区的问题，有个朋友说，自邓小平访问深圳特区后，特区已完成了他的实验阶段，进入新的阶段了。他的话对吗？深圳特区的发展过程怎样？请你详细谈谈好吗？

    邹：我们现在还没有分什么阶段，在我们国家，经济特区还是一项新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实验。新的工作一开始总有个探索的过程，不晓得从哪里入手比较好，怎样搞比较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们初步理出了头绪，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在实践中一步步地总结、明确。现在已初具规模，工作也有了一定的程序，大体上掌握了规律，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最近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来视察，说这样办特区是正确的。他有个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邓小平做出的结论。既然是正确的，那就可以扩大，继续开放。因此最近进一步开放了14个城市，可见我们是一步步总结，一步步前进的。

    政治局有无反对派

    户张：我想提个敏感的问题，据我了解，政治局委员中的一部分人还没有来过深圳，这是否可以认为他们对特区另有看法呢？

    邹：这个问题并不很敏感。因为特区是个新的工作，究竟对不对，能不能成功，大家都有个实践认识的过程，包括我们在内，也经常考虑这样做行不行，发展下去如何，所以有一些这样和那样的见解，正是新的工作的特点。但是对经济特区的政策、对开放政策，是完全一致的。你也知道，我们党和国家是集体领导的，做出一个决定总是要经过反复讨论酝酿，然后形成一个决议，通过的决议就要执行，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执行。

    那么为什么对这个工作，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呢？有它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历史开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香港一样，香港的开放和割让，甚至过去的五口通商，这是在外国的炮舰打进来，丧权辱国的情况下的“开放”，属于“被迫开放”。有的人就把开放和被压迫联系在一起，是不是一开放，就会再受外国的压迫？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不奇怪，有它的历史原因。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的开放，完全是在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自尊和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开放。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来这里投资，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和政策，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这叫做平等互利。经过这段时间证明，我们深圳开放了这几年，大量外资进来，大量的外国友人进来，但是我们仍保持了民族的尊严和主权，这种开放完全正确的，这与历史上“被迫开放”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党内在思想上已基本上一致了，认为这个开放是好的。

    特区路线是否太右？

    户张：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对贵国目前特区的发展有些担心，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总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邹：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你们的看法和担心，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左的路线，也有过右的路线，但大多数时间的路线是正确的，因此在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如果路线不正确，我们不可能以那么小的力量打倒国民党那么大的力量。建国以后我们也有一段路线正确的时期，那个时期工农业生产、社会风气都很好，全世界都是公认的。但我们也确实犯过一些错误，给我们国家今后多少年都带来极大的影响，特别对思想上，包括我们党的作风、好的社会风气等方面造成了极大危害。我们现正尽极大的努力加以纠正，这些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做出了结论，后来又作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我们执行的政策，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政策，包括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要开放。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既不左也不右，恰恰符合客观的实际，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的民心，所以发展得很快，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得到了全国老百姓的拥护。户张先生，如果有时间，我介绍一个渔民村，你可以去采访。这个渔民村的老百姓，过去因为受左的路线的影响，生产疏忽了，生活水平改善得很慢，出现了外流香港的现象。这几年开放了，政策调整了，实行了经济责任制，生产发展很快，生活也改善得很快。35户人，家家户户都住小洋房。这些渔民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这个全会那个全会，他们根本记不清楚，但最记得的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同他个人的变化、家庭的变化、村子的变化密切地联在一起了。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他们今天的变化，就没有今天的渔民村，所以他们衷心拥护我们党现在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他们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害怕政策变，变了，好日子可能就没有了。因此我们现在的路线不是太右，而是符合客观实际。

    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导致变右呢？按我们中国的概念，右就是往资本主义方面倒退了。现在我们在特区工作的干部，包括在合资企业工作的干部，始终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你代表中国去合资，你赚到的钱，分到的利润，全部都归国家。如个人多得了一份不应得到的钱，就要受到党和国家的制裁。外国资本家在这里赚了钱，可以拿走，他可以发财，爱怎么花我们不管。但中国的工作人员只能为改善生活而提高工资，只能从这方面拿到钱，分配方针不一样。现在我们特区的党组织、特区的政府工作人员都面临着这些方面的考验，在同大量的外商接触当中，怎样保持自己的廉洁奉公这个作风。现在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这几年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是廉洁奉公的，也有少数不坚定的就被淘汰了。今后还会淘汰一部分，但我们党始终还是按照自己的宗旨办事，即为我们社会主义利益服务。现在的政策是我们建国以来最正确的政策，既不左也不右，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所以目前的路线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邓如不在路线会变？

    户张：你刚才提到了“变”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也经过了多次研究和讨论。一部分人认为，目前中国推行的路线会长期执行下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只是短期的政策。比方说邓小平如果不在了，路线也可能会变。我们的首相访问中国时，也提出“长期，短期？”这个问题。

    邹：所谓长期和短期的问题，首先看这个政策是不是能够使我们富强起来，是否能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如果能符合这个原则，这个路线就肯定会长期执行下去。谁想中途中断这个路线，都不会有好结果，都会被历史淘汰的。因为符合民心的路线，是不可能被轻易改变和中断的。而且我们现在已将开放政策写进了宪法，这是党内思想一致、群众思想一致的反映。从历史上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关起门来自己建设，一定要开放，这是长期不变的国策，这个国策得到了10亿中国人民的拥护，谁想改变也改变不了。

    特区居民思想状况

    户张：许多人强调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但政治和经济是很难分开的。我常常想，特区开放以后，这里的老百姓无论是生活上或意识形态上，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目前特区的市民在思想上、生活上有了哪些变化？假如有了变化，你们是怎样对待的？

    邹：特区的政治思想领域里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由于地理环境影响，再加上以前我们的政策不对头，所以有些人就往香港跑。可现在不跑了，有的甚至往回跑，这是最大的变化。至于人民的生活变化，那是越变越好，逐年改善，农民的变化最快。工人也跟上来了。现在我们干部穿西装，物质条件有了比较大的改善。文化生活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晚上读夜校，读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学习各种知识，热情非常高，学校学位不够用，这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读夜校的人比较少。别说夜校，就是正规的学校，学生受了“读书无用论”的毒，也不好好上学。认为读了书也要上山下乡，也赚不了多少钱，干不干也是几十块钱。现在不一样，只要你有本事，工作好，待遇就高。读书不是无用，而是很有用，所以年轻人拼命地读书，这也是一个变化。

    没有变化的地方在哪里呢？那就是对待西方社会中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包括赌博、红灯区（妓院），特区是不准许的，谁私下搞这些东西，被发现后就会严加制裁。有些香港游客说，你们特区想赚钱，不如开个赌场。我们说：对不起，这个钱我们一个也不要，如果你来开的话，可能会受到我们法律的制裁，所以他也不敢来。我们相信，不论哪个国家，只要是正直的人，他们都是反对这些腐朽的东西的。美国《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一个记者和它的负责人来问过我，我告诉他，我们相信，你们西方也不一定赞成赌博、妓院和贩卖黄色的东西。也许你们表面上公开反对，实际上却让它公开做。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变，而且要求得很严。所以老百姓认为，现在的社会风气是解放以来最好时期之一。刚才介绍的渔民村的老百姓说，现在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得最好的时期。因为现在人们安居乐业，生活越来越好，在渔民村里不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而是多劳多得。

    现在的问题在于深圳发展了，富了，于是香港的小偷、扒手都到深圳来作案，甚至黑社会组织也来这里发展他们的势力。这都是新问题，这些人到这里来作案，那是自投罗网。按香港的法律是没有死刑的，可按我们的法律，该杀头的就杀头。香港的黑社会人物，他们来一个取缔一个。这方面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们也预计到将来更加开放后会出现的复杂形势，因此在治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这样不但保护了当地人民

    的利益，也保护了外来投资者的利益，事实上作案率越来越低了。也有一些从内地来的人，因为我们第二线还没有搞起来，他们就从那里绕进来作案。现在我们抓到的一些作案的，多数都是一些内地来的，这些我们都会严加注意。

    特区人评论港电视

    户张：这样的犯罪案件比较容易对付。可是来自思想领域内的问题如何对待呢？昨天晚上我想收看贵国的电视节目，可是怎么都收不到。服务员对我说这里离发射台很远，只能收到香港的电视节目。于是我想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整天收看资本主义地区的节目，长期下去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深圳特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

    邹：你说得很对，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注意到了，正在采取措施解决。办法是办我们自己的电视台。过去深圳没有电视台，现在正在建电视台，节目要比内地电视台的好得多，要全国支持来办，把全国最好的节目拿到这里来放。我们不但要吸引深圳的观众，还要吸引香港的观众。现在我们的电视台已开始试播了，因为只是试播，所以效果还不那么显着。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是可以顺利解决的。至于香港电视，由于地理太接近，香港两家电视台有12个差转台向这里发射。老百姓喜欢看一看。我们提倡多看国内电视，不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让观众自己去鉴别。

    我们发现看香港电视多了以后，便出现两种情况：极少数人受了它的武打片或色情东西的毒害，走上犯罪道路；多数人看了以后，则感到香港的电视剧无非是：“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拥拥抱抱，商品广告。”一般老百姓就用这16个字来形容。它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吗？我们也有欣赏香港电视的地方，如新闻播送很快，体育节目丰富多采，经济行情新且快。我自己每天早上看一看它的新闻，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因为它的新闻报道都比较客观。经济行情，我们搞特区的，也要了解。看体育节目，如打球，则是为了消遣。总之没时间看其它的节目，有时间也不想看。

    户张：我的意思是，我不反对当地群众看香港电视，好的节目可以看，我所要讲的是特区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你刚才说政府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市民，这样做法很好。过去政府就太爱用行政命令来约束群众了：“这个不行，那个不好”，其实许多事让老百姓自己决定最好。

    邹：你说得很对！我们把自己的电视台办好，为的是吸引本地的观众，也吸引香港的观众，让他们也看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我们相信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我们正在努力。香港电视的节目，吸引力不会越来越大，由内地来的人，初看香港电视觉得很新奇，热热闹闹的，看了几次就觉得反反复复都是那些东西，就越来越不感兴趣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化可以比它强，强得多。

    户张：你们常说特区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那么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应该是怎样一个概念呢？

    邹：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考虑到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文明，这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首先我们认为，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或在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都应当是平等的。对群众不利的东西正在不断解决。社会风气使人向上，引导大家有远大的理想，成为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文明卫生方面，我们参观过日本，觉得我们比它差得多，我们将向这方面努力。不但是环境卫生，还有文明礼貌，这许多方面都要搞好。但我们国家方面绝对没有红灯区，没有赌场，有的是健康的文艺体育活动，比如射箭、骑马、游泳等，使大家感觉到，来到深圳，空气特别清新，社会空气也好。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四个问题有待解决 

    户张：还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特区创办4年来取得了哪些成果？例如在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及时掌握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安排部分待业青年等问题上都有了哪些成果？

    邹：外资已超过了预期的结果，现在我们已差不多吸引了18亿多美元的外资，其中4亿多已投人使用，当然距离我们到2000年的要求还很远，但开步阶段还是很好的。现在的趋势更好，其中日本、美国这些国家，投资越来越多。这几年市场调节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商品的供应大部分用市场调节的方式组织到特区来，不是由国家调拨的。价格也是浮动的，但还相对平稳，稳中有降。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去年我市职工的工资提高16%，物价上升2.5%，实际生活提高10%以上。特区的建设速度为什么特别快，这同我们的改革是分不开的。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改革，现在特区盖高楼的速度和质量都不低于香港的同等水平，甚至还好。

    户张：你们特区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我觉得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内销外销的问题，3种货币同时存在的问题，教育问题，等等。你能不能具体谈谈你们如今面临着哪些需待解决的问题呢？

    邹：特区的问题还很多，除了刚才你说的几个问题外，还有个体制改革问题。体制还没有完全改革好。我们正在中央和省的指导下，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户张先生明年再来，这几个问题可能已得到了解决，或者正在解决。

    户张：谢谢你。听了邹先生的谈话，使我对特区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后希望继续研究。

    邹：欢迎你多来。你不但自己来采访，还带来了日本朋友关心的问题，希望你的报道能吸引更多的日本投资者到这里投资，吸引更多的日本游客到这里旅游。谢谢你。

    户张：我们互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