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环卫工人，在深圳工作25年来，清扫过的道路面积共计3433万平方米，清除垃圾4300多吨。在深圳，我们环卫工这个群体有将近10万人，每天清扫保洁面积约1.9亿平方米，收运处理垃圾多达1.5万吨。

20多年来，我见证深圳成为国家卫生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举办大运会等大型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城市美容师的环卫工人，也贡献了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壹

扫的时间长了，扫得不好的人扫把边边往往会卷起来，扫得好的人扫把还很完整；扫得不好的地面就像用脏抹布擦过的桌子，会留下印痕，扫得干净的地面会很平整

来深圳做环卫工人

1990年，我27岁，在江西吉安老家种地。听在深圳做园林工作的亲戚说深圳很好，蛇口的园林公司招人，便与10多位同一个大队的老乡一起坐大巴，先到广州，再到深圳南山，最后到蛇口，折腾了一整天。

一到蛇口的园林公司，老板又说，不需要这么多人。我们一下没了着落，连住处都没有。后来有位老乡说，蛇口的清洁公司正在招人，我们10多个人就又转去清洁公司。

第一天上班是在水贝一带。早上4点半，我们就起床上街了。如果你睡懒觉，隔天就会被勒令打包走人。上路后，有老师傅教我们如何清扫。“清扫道路”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但扫得好是需要技术的。扫的时间长了，扫得不好的人扫把边边往往会卷起来，扫得好的人扫把还很完整；扫得不好的地面就像用脏抹布擦过的桌子，会留下印痕，扫得干净的地面会很平整。那时的垃圾桶是铁皮制的，生活垃圾一堆，时间一长就很臭，闻多了呼吸都不顺畅。所以我们那10多个人，有2个受不了很快就离开了。

水贝一带有很多滩地，滩地很脏，每天清扫完毕，下班回到宿舍，脸上一抹全是灰。那时候我总想，要不赚点钱就不干了，回家种地去吧。但乡亲之间的感情又让我有些舍不得。在这里，无论生活或工作，遇上事情，总有老乡帮衬一把，我在这些老乡间还有些威严，他们遇上事也都来找我帮忙处理。我见过夫妻打架的多了，但我和我老婆就从没打过架。我俩是一个大队的，从小一起长大，她嫁给我，就是看中我干活干得厉害，所以我来深圳，她也跟着我来做环卫工人。1996年，我父亲在老家摔跤，中风去世，家中无牵挂，故乡就更回不去了。现在的故乡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房子不经住了，深圳也彻底地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这是后话。

1995年5月，罗湖区开始筹办机扫所。当时，能够代替人工清扫的扫地车是新鲜事物，深圳率先在全国做机械化清扫的尝试，机扫所从四川泸州购置了8辆熊猫牌机扫车，再加上1台水车，连同10位司机在内共35名工作人员。刚设计出来的机扫车其实还有很多毛病，比如，漏油、温度高、扫把在车前面容易遮挡视线等等，我们作为全国首先采用机扫车的单位，陆续为厂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可以说对机扫车的改进有一定的作用。

过去，扫马路的工人都是编制内成员，机扫所成立后，需要面向社会招聘工人，我就带着10多号兄弟，从蛇口的清洁公司过来了。

贰

这个时间点，路上出现得最多的是一夜通宵后十分疲惫的人、呼啸而过飙车的人、喝醉酒的人，以及偷盗抢劫的人

我眼里凌晨5点的深圳

刚到机扫所，我们一群人借住在机扫所地处洼地的铁皮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2004年才搬出去。那时候，居住条件非常艰苦：铁皮房地势低，一下雨就淹水；每逢春天，铁皮房内非常潮湿，有时还会有青蛇爬进来，挂在筐子上；那时台风也多，风一来，吹得铁皮房哗哗地响。我们的厕所是共用的，附近没有水，食用水是我带着工人一下一下挖出来的。

到了机扫所，我成了清扫队队长，分管着机扫所1/4的人员和清扫面积，主要负责文锦北路和泥岗路一带的道路清扫。依然过着凌晨4点多起床、5点钟开始清扫、中午12点多休息的生活。

在大家的想象中，凌晨5点的深圳应该是很安宁的。但其实并不是，凌晨5点的深圳，街道很脏，很多地方都有运载渣土的车子遗落的泥。一夜累积下的垃圾，经风一吹，也散落得到处都是，人行道上停着的车辆，更为我们的清扫工作增加了难度。

除了脏乱的街道外，这个时间点，路上出现得最多的是一夜通宵后十分疲惫的人、呼啸而过飙车的人、喝醉酒的人，以及偷盗抢劫的人。这些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环卫工人的生命造成威胁。

我们一直很注重安全，工作时必须穿工作服加马甲，处理路障时，必须在清理地点二三十米范围内放置雪糕筒，有时还会设置铁栅栏。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有同事付出了生命。曾有一次，一位司机通宵上班后沿路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在撞倒我的一位同事之后，才突然从梦中惊醒。

我也曾遇到过车祸。我所负责的文锦北路是罗湖区的中心路段，运土的车子都要经过雅园立交，经由文锦北去布吉。可以说，罗湖区污染最严重的就是这几条路，铲泥巴也是这几条路铲得最多。2004年，有天凌晨，我照常开着三轮摩托车出门巡路，想去马路中间铲泥，还没过马路，“砰”一下被撞倒了，当我同事们找到我时，他们都吓坏了，他们看到的场景是这样的：隔离栏边停着一辆皇冠小车，边上还有一辆自行车，我躺在离车十几米的地上，戴着安全帽，满地是内脏、血。他们心里害怕，担心我出事，马上拨打120，我在医院躺了好几天，意识迷迷糊糊的，嘴里有两根牙签那么大的钛合金，用来固定我歪掉的嘴巴。事后妻子告诉我，那段时间，医生常常伸出个手指头来，问我：“这是几？”但我什么都不知道，领导也常来看我，事故发生时，大家都以为我死了，后来又开始担心我变傻，他们到现在都叫我“傻子”。

那一次，我在病床上休息了3个月后又主动上路了，回到最初出车祸的地方，其实情况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原来，以前的农贸市场就在文锦北路附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三轮车去菜市场采购的人很多，路况又乱，事故发生时，自行车的主人从市场买了菜就走到车道中间，小车将他撞了，他的自行车一摔，就甩到我巡逻的三轮车上将我撞到，那人买的猪心、猪肺等肉类洒了一地，我的同事们看到那么多内脏和血，还以为是我的五脏六腑全出来了，才都被吓坏了。

叁

每天用水枪冲泥，一寸一寸地冲，水枪冲洗不到的路面和隔离栏，就用洗衣粉配上地拖拖、抹布擦，一天下来，要拖烂6把地拖、擦烂25条抹布

给马路“扒”一层皮

在我从业的25年里，有几次环卫工作经历比较特别。

一次是清水河大爆炸。1993年8月5日，爆炸发生时，我正在单位宿舍。突然间，耳边传来巨响，像原子弹爆炸一样，远处有蘑菇一般的烟雾升起，附近房子的玻璃都掉了下来。事发不到1个小时，我就接到通知，因为担心二次爆炸，领导要我通知在那一带附近清扫的工人下午暂且不要去上班了。第二天，我们就接到了前去爆炸现场进行清理工作的通知。

老实说，我心里很害怕。我们原来的管理部有个电视，接着天线的那种，一共不过几个台，电视一打开，全是清水河爆炸的新闻。但我是管理员，需要带头前去清理，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且清水河附近的街道本也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我一心想着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家的安全，便找领导要来口罩和手套，给工人们分下去。

等到了现场，我们发现四处都是烧焦的东西，就带着扫把、垃圾袋，一点一点地清理。因为爆炸现场还有很多化学物品，所以洒水车不能使用，担心化学反应，再发事故，因而只能人工清扫。花了一整天时间，我所负责的区域总算清理干净。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环卫工作发生在大运会前夕。2011年，深圳备战大运会，我负责从布心到红岭大约2公里的泥岗路路段清洁工作。那同样是一段困难路段，附近有个玉龙坑垃圾填埋场，罗湖区的垃圾都要往那里运，很多工地挖的土也要经过此地到清平路去倒渣土。作为泥头车和垃圾车的必经之地，道路污染特别严重，在迎战大运的200多个日夜里，我每天起早贪黑，带领40多名环卫工人从凌晨3点半工作至夜里12点，日夜奋战在马路上。我们引进了高压枪，每天用水枪冲泥，一寸一寸地冲，水枪冲洗不到的路面和隔离栏，就用洗衣粉配上地拖拖、抹布擦，一天下来，要拖烂6把地拖、擦烂25条抹布。如果这样还不行，我们就用专门的清污用剂清理，大半年时间，硬是把泥岗路和文锦北路“扒”了一层皮，将马路原有的颜色呈现在人们面前。

那段时间，我们的工作强度很大，我常常头晕，还曾有2次由于气温过高没有及时补水而晕倒，醒来后又立刻投入清扫保洁中。我们都很紧张，深圳举办大运会，很多外宾要到我们的城市来，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城市道路干净与否会给外宾们留下不同的第一印象，我们每天在路上来回走，一刻都不敢松懈，就是为了保证路边一定没有垃圾、一定是干干净净的。

肆

我6次被评选为“鹏城优秀美容师”，3次是罗湖区的，3次是深圳市的，2013年，我还被评为广东省优秀环卫工人

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

作为每天与城市街道打交道的人，我对这座城市的变化感触特别深。

过去，我们环卫工人常常开玩笑，将自己的工作比作插秧。尤其是春天，雨水多，一条马路上堆满厚厚的泥巴，我们就蹲下身子，用铲子铲泥，这不就跟插秧一样嘛。

我清楚地记得，刚来机扫所不久有段时间，我被分配去管理罗沙路。罗沙路靠近梧桐山的位置有家采石场，一下雨，小石子全被冲到罗沙路上，装泥土的车子一经过，沿路掉泥沙。那时，我天天带着11位工人清扫这些泥沙。有一次发洪水，我们单单在一个路口，就用每辆载重4至5吨的东风牌车子装了整整12车的泥。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罗沙路”明明是“泥沙路”。那些年，罗沙路也才刚刚修好通上车，绿化带里的树只有拳头那般大，需要绿化工人挑着水去浇灌，现在，那些树都长得比人高了。

我现在负责深南大道上近4公里路段的清洁工作，深南大道是特类路，特类路要进行夜间保洁。但以前，深南大道哪有那么平整，上世纪90年代时它是土路，是从人民医院那里断头的，后来有了上海宾馆，城市道路越来越宽，房子越来越多，也越建越高。

1990年至今，我在深圳凌晨的马路上，不知见过多少人间百态：环卫工人出车祸的、抢劫偷盗的。上世纪90年代，深圳的女孩都不敢戴耳环上街，一些老板戴着筷子一般粗的金项链上街，转眼就被抢走，这样的事情我一天能碰见好几次。现在，治安状况好了，人们也越来越敢穿金戴银，打扮自己。

市民对待环卫工人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我工作时最害怕的就是手上那把小扫帚不小心碰到路人，或在清扫时不慎将地上的脏水弄到路人身上，最受不了因为一个不小心遭到市民责骂。我有许多老乡还因此被围殴过，受了委屈无处诉说，有时，还会反过来被告状。

那时，市民的环保意识也不强。随地吐痰、吐口香糖、乱扔垃圾的现象多得是，电线杆上缠满了广告，建筑工地天天野蛮施工，泥土遍地是。他们污染了，我们就要无偿清扫现场。但现在，我们的工作压力减少了许多。一方面，政府部门在加强管理，建筑工地准备动工了，政府会在硬件上有所要求，基础配套设施都要做好，否则就不予施工，施工时处罚也很严厉，一旦车辆进入行业黑名单，年审时就无法获得两牌两证。严厉的措施产生了约束力，也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压力。

另一方面，公益广告对市民素质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等口号的流传，随地扔垃圾、乱张贴的现象现在虽然也有，但明显减少了许多。此外，深圳的NGO组织也积极参与专项行动，在践行环保、宣传环保上收到很好的效果。

现在，深圳全市有200多个社区开展了“资源回收日”活动，政府积极推动绿化垃圾、大件垃圾、集贸市场果蔬垃圾等分流处理，开展各种专项回收利用行动，还探索发展“互联网+分类回收”模式。

“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干到退休”

社会整体越来越尊重环卫工人。不久前，市城管局发起“美丽深圳”基金，用于解决环卫工人的后顾之忧，一批热心公益的慈善机构纷纷响应，到去年10月26日，已筹集到2800万元基金，用于帮助解决环卫工人的交通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特困家庭、子女助学等困难。

一些企业也越来越关心环卫工人。有企业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如果环卫工人自己带的饭冷了，还可以放在他们公司的微波炉里加热；还有企业设立了环卫工人的“爱心歇脚屋”，里面配有桌椅、空调、饮水器具、应急药品和防暑驱寒的饮料；前段时间还有些家庭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环卫工人的一天，跟着我们一起去扫大街。

我6次被评选为“鹏城优秀美容师”，3次是罗湖区的，3次是深圳市的，2013年，我还被评为广东省优秀环卫工人。我们环卫工人就是城市的美容师，把脏乱差的地方变得漂亮。

我做这份工作做上瘾了，一看到路上没有垃圾就很开心，但凡有一点垃圾，我就要马上清扫掉，哪怕是在下班时间。有一次，我与妻子外出，看到路上有垃圾，我就捡起来。她说我：“这个路段不是我们清洁公司的，你也要捡一下？”说实话，这一行干了这么久，不让我搞环卫，我还真不习惯。

记得那天有位记者问我：“你怎么干这一行干这么久？”我告诉他：“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干到退休。”

周建成

1963年出生于江西吉安。1990年来深圳，先在蛇口清洁公司任职，1995年进入罗湖区城管局机扫所任环卫工人及清扫队队长。曾获“广东省创先争优‘南粤先锋’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优秀环卫工人、深圳市先进生产工作者，多次获“鹏城优秀美容师”称号。

口述时间

2015年12月29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罗湖区城管办环卫工人之家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施展萍 实习生 庄楠楠 杜婷 梁翠玉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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